無論是“逃離”，還是“奔向”，都僅僅是年輕人的選擇嗎？這些現象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經濟、社會因素驅動？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。

　　“外地人在大城市越過越難”——“逃離”源于一線城市的“移民”環境變得更嚴峻

　　鏡 頭

　　今年5月，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吳彩瓊到武漢買了一套房。眼下，小吳已辭職前往武漢裝修新房，只等下半年丈夫的工作合約到期，便舉家“轉戰中部”。

　　吳彩瓊細細分析了她“棄”北京“投”武漢的原因：

　　兩口子結婚3年，到了買房生子的時候。他們這幾年攢下了50萬元，加上雙方父母在其結婚時贊助的20萬元，手上一共70萬元。“70萬元，聽起來不少，可事實上在北京剛夠三環附近一居、四環附近小兩居的首付。”首付之外，近萬元的月供也讓吳彩瓊吃不消。此外，將來有了孩子，父母免不了要來幫忙照看，房子也會十分擁擠；父母如果不來，自己照看肯定又會耽誤工作，影響收入。

　　再想遠一點，兩人都沒有北京戶口，將來孩子入托、入學勢必困難。吳彩瓊打聽過，非戶籍人口想上個不錯的幼兒園或小學，往往要交3萬元以上的贊助費。

　　“我們感覺，外地人在大城市真是越過越難，除非你真的特別有能力、特別有錢。”

　　相比之下，武漢房價還不太高，70萬元能在武昌的繁華區域“光谷”買到不錯的兩居室。加上武漢是吳彩瓊的老家，若有了小孩，家里老人還可以就近照看。所以，年初獵頭公司向她丈夫推薦武漢一家公司時，吳彩瓊毫不猶豫地支持跳槽。“奮斗過了，現在覺得還是回老家過得從容些更好。”

　　專家解讀

　　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認為，一線城市過高的生活成本和競爭壓力，使“移民”環境惡化，導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，引發部分人“逃離”。中國城市發展研究會2009年的相關城市排名也印證了這一觀點。雖然在“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”中，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等一線城市全部居于前列，但在“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”中卻集體“落榜”。

　　任遠介紹說，城市化過程中“移民”環境惡化，有著一定的人口學背景。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，新出生人口數從1600萬增加到2500萬，這種遞增趨勢，使社會競爭逐年加劇，教育、衛生、就業和保障等公共服務供給壓力不斷增大。特別在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，一線城市的“移民”環境惡化更加明顯。任遠說，近年來一線城市的房價上漲尤其明顯，大量人口涌入一線城市，但城市的公共服務沒有同步發展，教育、醫療等公共資源提供不足，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、流動人口提供不足，青年人要在一線城市安居樂業變得越來越難。

　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研究員許召元認為，部分青年“逃離北上廣”，其實是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體現。由于一線城市擁有更多的工作機會、更高的生產效率，人才向一線城市聚積。但當城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，大城市“擁擠”現象越來越嚴重，生活成本、生產成本越來越高。這時候企業開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區進行轉移，導致經濟開始向其他地區擴散，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負擔大城市昂貴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轉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