廣東省農工黨在今年的省政協提案中提出，2006年廣東職工年平均工資比上年增長9.4%，而稅收增幅卻高達34.45%，兩者的增幅極不合理。日前本埠媒體也紛紛報道了“廣東實施工資倍增計劃，今年起職工工資年增14%”的新聞。

但是昨天《羊城晚報》的報道則明確表達了兩種擔憂：企業要漲工資，主要是看其經濟效益?，F在很多貿易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，原材料價格等上漲很快，經營情況并不理想，如果勞動力成本再大幅提高，必然大量關門，談何再漲工資？而職工們則擔心：本計劃“既然沒有強制性，則極可能出現政府‘你說你的’，企業‘我干我的’的局面”。

其實，從廣東省農工黨的提案中我們知道，他們認為“不均衡”的地方在于：稅收增幅遠遠超過了職工工資增幅，他們認為這才是導致職工沒有分享改革開放成果的原因。因此，要達到均衡有兩種方式：一是提高職工工資增幅，二是降低稅收增幅，三是既提高職工工資增幅，又降低稅收增幅。而且只有第三條才是真正可行之路。

問題是，這第三條路，未必是地方政府所能單方面做到的，因為稅制已經基本上改為中央地方分享制度，而且稅法上留給地方政府降稅的空間有限。因此，要達到這個目標，必須是進行稅制改革：要么是提高地方政府分享的比例的前提下，由地方政府降低稅率；要么是中央出臺政策，降低稅率。無論是哪條路，都要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建立協商制度。

指望中央降低宏觀稅負水平，來獲得地方工資增加的源泉，應該是路徑之一。但未必是唯一的路徑。實際上，地方政府在降低行政成本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。實際上如果地方財政收入和開支的透明度進一步提高，一些不合理的“稅外費”還可以下降，從而降低企業的負擔。這個過程企業家必須要有一定的參政議政能力。

除了要求“稅、費”下降，我們還要注意企業競爭能力的提高。通貨膨脹帶給企業的是把雙刃劍，也許產品售價提高，但是成本也迅速上升。而且處于產業鏈不同階段的企業，處于壟斷-競爭不同結構性狀態下的企業，消化成本上升壓力的能力不同。政府需要做的，是消除壟斷導致的不公平環境。

讓企業有一個穩定的預期進行管理創新及技術創新，從而壓縮成本。

對于具體的企業內部而言，在減輕了“稅費”的條件下，能否將好處讓利給職工們，就取決于職工與企業業主間“協商工資制度”能否落實了。在這個問題上，地方政府必須嚴格處于中立立場上，官員絕不能在企業擁有股份，否則其屁股很可能坐到老板一邊，企業職工就很難獲得公平的協商環境。

其實，對于具體的職工而言，可以將期望放在政府改善社保制度、改善協商工資制度上，更重要的是將注意力放在提高自身知識更新的水平和能力提高上。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需求決定社會的工資水平，但是個人能力決定自己在不同工資水平上的等級。

實際上，降低稅費的本質是降低社會交易成本，提高整個社會資本運行的效率。而建立協商工資制度，也是將勞資雙方的關系，從原先的“利益對立觀”改為“相互理解達到共贏觀”轉變，從而使得企業利潤的分配更加合理，不至于單獨為企業家所獨享。（作者系鉛筆經濟研究社理事）